例如，在某些文化类型中，常常以自我的价值标准为样板，批评其他不同于自己的价值标准的文化类型，甚至质疑不同价值标准之存在的合理性。
由于在肯定的陈述中，同一性可以看作类属性的特例，这种混淆不易发现，然而在否定性陈述中，差异就十分明显。对类的概念，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很多古代哲学家几乎达到和我们今天相差无几的水平。
更可悲的是，发现事物和属性互相分离，发现陈述句中的含糊会带来逻辑悖论这只是公孙龙为了创造他的名实学说的一种不太重要的副产品，而这些副产品在儒家看来却是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因此，只要取消这种做法，悖论就自然消失。我们说这是一个杯子，他是张三，这里是表示我们所指的那个事物和我们已经明确规定的那个具体事物同一。如果将三段论中的是换成同一性，那么Barbara就变成如下推导模式：如果A＝B，B＝C，则A＝C。因此公孙龙用他天才的机智一下子击中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在陈述中混淆类属性与同一性的难以察觉环节，从而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科学哲学家在举亚里士多德的推理事实三段论时常用它作范例：11 所有具有四室胃的反刍动物都属于没有上门齿的动物， （6） 所有的公牛都是属于有四室胃的反刍动物， 那么所有公牛都属于没有上门齿的动物。当时社会问题中最令人注目的名不符实。有国外学者认为，在中国所有的道德哲学家中，孔子是最重要的。
总而言之，现代诉讼法中追求的节省诉讼成本的思想与儒家法的无讼有着某种关联性和一致性。时是审时度势，依据原则变通处置。中庸与公平、正义、和谐。一方面，春秋决狱与道德法律化。
这一理论的根源正是西方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和中国的儒家法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儒家法的思想传统，而且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称为法律儒家化，笔者深为赞同
到了汉代，董仲舒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直接主张春秋决狱。但其当代意义也是显著的，仅从法理学角度，我们可以将仁的思想进一步推及至罪犯，重新思考罪犯的一些权利，对罪犯应当实行人道主义。总而言之，现代诉讼法中追求的节省诉讼成本的思想与儒家法的无讼有着某种关联性和一致性。无讼：儒家法思想对诉讼程序法的意义。
在今天，也应该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扬儒商的精神。在经营中，应当本着自己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销售低劣的商品，不卖冒牌货，更不能推销有毒的食品。市场经济需要以人为本。儒家法思想对部门法的现代意义包括在刑法立法中应该贯彻慎刑的思想等。
【摘要】文章运用史料学、比较学、法学、哲学等方法，以儒家法思想中的典型观念如仁义、德育、中庸、慎刑、无讼等为代表，深入分析了它们与当代法学思想的关系，认为儒家法思想的法理学意义体现在仁者爱人、见利思义等思想上。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中庸对古代刑事立法、司法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毕竟道德已经扎根于群众达数千年之久，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借助德育之功，行普法之实，是一个明智之举。不过它也具有法学意义，其早已被纳入到古代法律思想中。
《真水无香》后来成为全国公演、全体法官学习的影片，可见调节在我国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因此受到赞扬和鼓励。孔子一贯倡导息讼、贱讼，这一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古代法律思想，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工厂生产中，要努力地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真正符合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小结 在儒家思想复兴的今天，儒家法思想应该受到重视，并且应该让儒家法思想在现代法学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重生，如同西方自然法学派在现代的一度复生。恢复性司法程序通常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确定责任等。权、时既要求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又要求有预测，把握时势的尖锐洞察力和应变能力。
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在遇到义关伦常而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明文规定但却有碍伦常时，便用儒家经典《春秋》所载有关事例和其中体现的道德原则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超越人的自私心理，提倡对于他人应有仁爱精神的思想，不论在中国的法律思想史上，还有在整个世界法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中庸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和。
另一方面，德育乃和谐社会之本。希望在今后立法、司法中，应适当输入儒家法思想，为建立和谐法制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古代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瞿同祖语），因此也具备了民间调节、和解的基础。同时，为了保证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谐，应当在民商经济法中贯彻儒家法的思想。它对于现代民间调节的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它是当今民间调节的思想来源和形成的历史基础之一。在刑法学界，儒家法的慎刑思想得到极大的体现，有不少学者并为此找到理论根据，充分论证刑法的道德化，呼吁在刑法立法中应该贯彻慎刑的思想，其表现形式主要由去刑罚化和废除死刑为代表。
现代西方国家提倡庭外和解、辩诉交易等与之有类似性，这种实践操作模式的形成如一位国外学者所分析：法官的功能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来提供最高质量的正义。不过恐怕慎刑如儒家者，也不会赞同废除死刑的，有学者说：废除死刑是必然，但在今天的中国为时尚早。
中国自古就有儒商的说法，这是古代儒家思想对人们经济活动及立法上的实际影响的一种反映。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听诉，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诉乎。
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见到财时，要用道德作为衡量标尺，符合道义的财利来取，不符合道义的不取。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儒家法的思想传统，而且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称为法律儒家化，笔者深为赞同。
一方面，春秋决狱与道德法律化。中庸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将德育思想直接引入现代立法与司法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他把道德生活看成是高于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宗教等其他一切活动的因素，主张用道德统治其他活动。
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谋利益又不能不受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的约束。儒家法的思想在经历了中华法系灭亡以后，又奇迹般地在现代法理学界复苏过来。
君子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应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这简直就是直接将中国的传统美德写入法律的。
人所共知，走向市场，其直接的动机就是谋利，这也就是说，人们经商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运作，到市场上去谋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非议。此外，国外兴起和提倡的恢复性司法与无讼也有若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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